灾难有时候是随机的，不仅天灾如此，人祸亦然。当灾难降临在你我普通人身上，就是打击。尤其在大面积的灾难横行时，谁都难以逃避，我们只能经历和承受。

人生也非常有趣，每个人都很难认清自己，无论对自己的情绪，还是对自己的行为，都缺乏预测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灾难给了我们看清自己，也看清别人的机会。我们是否胆小、怯懦、吝啬、冷漠、利己，只有在面临灾难这种极端情况时才会知道。

古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意思是要通过时间来看待一个人。正如数学中求取平均数的过程一般，我们只有多接触一个人几次，才能对其人格有相对准确的判断。所以可以说，我们认识一个人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地找寻更多的样本，来使得这个平均数更加稳固、清晰的过程。

但认识一个人，仅需要时间就足够吗？也不尽然，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相同的环境中，他就会都做同样的选择，采取同样的行为，所以这也缺乏参考价值。有时候，考察极端情况下一个人是作何行为、如何面对、怎么处置，才是了解一个人的最佳途径。

古代有些皇帝挑选驸马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些极端情况，看他怎么做。《长短经》有云：“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意思就是创设各种极端情境，来观察一个人。为什么他和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不一样呢？为什么我和他结婚几十年了还没真正了解他？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很少一起经历极端情境，所以你其实不怎么了解他。

灾难，就是这样一种极端情境。

在现代心理治疗领域，很多技术也是让人重新审视灾难及其带给人们的积极意义。也许丧亲之痛不可重来，身体受损不可逆转，但引导一个人如何看待这些灾难却是可行。只要有经历，必然有感悟，没有感悟只因没有去体会、去思考。

就我的亲身体验来说，最好的体会方法就是去书写自己在灾难中的经历。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记叙，还是一种思考、体味和反复琢磨。很多想法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在书写的过程中，个体按照一定的方式去组织语言文字，就会让这些想法变得清晰起来。所以，书写自己任何有关灾难的经历，加上个人的视角、感受，灌注以独特的烙印和思想，这不仅仅是写作，也是自我从灾难中获得疗愈的方法。写作是积极心理学中重要的手段，不仅可以写下灾难以及对灾难的感悟，还可以写下感恩、宽恕、善事等等——开卷有益，提笔也有益。

有时候我们的思维甚至会让自己吃惊，写下来的意义也会让自己吃惊，但是一旦想通了，意义也就浮现出来了。

心理治疗家弗兰克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帮助他思考了人生的意义，并让他帮助更多的人以寻找意义的方式进行心理治疗。他讲过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性太过抑郁痛苦，因此来找他治疗，他只是说了一句，如果是你先去世，你夫人会怎么想？那位男性说她肯定会痛苦万分。弗兰克尔就此引申，告诉这位来访者，现在这种人生安排是他为了分担妻子的痛苦，让妻子先离世，而自己承担着让爱人不再痛苦的代价。

弗兰克尔的解释听起来似乎很“鸡汤”，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陷入痛苦中的人需要一种解释框架来缓解其抑郁，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需要先想通——这就是我们能从灾难中获取的意义。

意义疗法认为，个体不太在乎快乐，而更在乎受苦，在乎其背后的意义，他能从苦难中获得意义，他就能面对苦难。人生不该以痛苦为耻，因为痛苦已然令人难受，再为其羞耻岂不更加难忍。

用弗兰克尔的话来说：“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时，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所以每个人面对苦难最需要问自己，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苦难的，这决定着我们如何承担痛苦，这个回答就是我们的意义。

有时候，灾难也会有实际作用，比如有可能增加人类的利他行为。比如我们在街上看到了一个乞丐，而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正的乞丐还是以行乞骗钱的人，但我们过去给他一毛钱，当你到钱币掉到他碗里发出清脆的声音时，我们就会得到愉悦舒爽的体验，感觉自己俨然变成了圣人。帮助他人可以使我们的幸福感即时提高数倍。

痛苦也会让我们帮助他人。比如当看见幼儿园失火，很多人都会忍不住要去救火，这可能是因为勇敢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可能是因为人们看见儿童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还有可能是因为想摆脱他人痛苦给自己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如内疚感。

无论是只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苦难，还是集体性的灾祸，一个人都能通过利他获得创伤后的成长。因为这个时候个体可以通过帮助他人减轻自己的痛苦，同时还会增加自我效能。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还能让你获得社会整合感，从中重新获得人生的意义感。心理学认为，在灾难中帮助他人是在完整地实践互惠机制，我们还会额外地更多增加对他人的共情，也就是感他人之所感、想他人之所想的能力，也会感受到对受害者的认同，感受到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但是，对于灾难的过度肯定，对于从灾难中寻找意义感的过度引申，则会走向反面。很多家长认为，要给孩子制造苦难孩子方能成才——即所谓的“苦难教育”。通过创设适度的挫折情境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没有问题，但要知道苦难对人也会造成精神摧残，这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方能解决。我们自己去寻找困难中的意义便是一种解决之道。我们从困难中寻求意义，但无需去赞颂甚至制造苦难。

在这方面古代名人是有错误示范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这样阐述苦难与成功的：“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更有名的是孟子的话，几乎人人能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就是明说苦难之因，成功之果。似乎唯有苦难方能成就大业。

实际上，灾难与成功之间不见得会有因果关系。如《寒窑赋》所说：“文章盖世，孔子厄困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垂钓于渭水。盗跖年长，不是善良之辈。颜回命短，实非凶恶之徒。尧舜至圣，却生不肖之子。瞽叟顽呆，反生大圣之儿。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谓县吏。晏子身无五尺，封为齐国首相。孔明居卧草庐，能作蜀汉军师，韩信无缚鸡之力，封为汉朝大将。冯唐有安邦之志，到老半官无封。李广有射虎之威，终身不第。楚王虽雄，难免乌江自刎。汉王虽弱，却有河山万里。”

灾难能够产生伟大，但不是非要灾难才能产生伟大。面对灾难，首要的事情是，我们找个理由让自己经受的苦难在自己身上升华，给自己一个接受灾难的理由。

说了这么多，我们是在自欺欺人吗？明明是坏事，我还非要说它有好的一面。这种辩证的观点让人感觉没有逻辑是吗？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们还是擅长将坏事变为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我们从中吸取了教训、获得了经验。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要抚平我们心理上受到的创伤，我们有这样一套机制。当然这套机制是内化的，也许平常我们都并不太清楚。这是一套保护我们心理不受太大冲击的机制。我把它叫做最好的心理免疫机制，即认知失调。

弗洛伊德和他的小女儿安娜一直试图找出一些心理防御机制。当我们心理遭受挫折或者冲击的时候，有一些零散的心理变化可以帮我们抵御伤痛。比方说我们遭遇了灾难，太痛苦，回忆都是会呼吸的痛，那我们的心理干脆就让自己想不起来，完全遗忘掉这段经历算了。这就叫做压抑，我们的潜意识把伤痛经历拒斥于外。还有比如我们喜欢某个人却不可得，这种现象尤其多见于年轻人中，他不说自己喜欢，而老是造谣别人喜欢他喜欢的人，他自己坚称自己不喜欢，这就叫做投射。再比如我们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们深陷问题后发奋图强等等，这都是弗洛伊德所谓的防御机制。

这套理论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直觉，但是坏处就在于完全没有实证验证。比如按照投射理论，说他人不好的人自己都是坏人，这实在是非常荒谬的结论，且不说批评者大多也不见得是坏人，按照这种逻辑说他人好的人自己也是好人，这似乎不太令人信服。

相较于这套古老的精神分析方法，以认知失调的机制来进行心理免疫，实在是深刻而高明得多。

例如，有一组人被安排做十分无聊的工作：绕线。他们一直绕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给他们五百块钱，但有个条件，即出来的时候他得跟下面一个进来干活的人说刚刚那一个小时的工作很有趣，说完就拿钱走人。还有一组人，什么都一样，也干无聊的活儿，也和别人说有趣，唯一的不同就是，只给他们十块钱。接着采访一下两组人，你觉得哪一组人会真的觉得这个绕线的事情有趣呢？大部分人我想可能会说是拿了五百块的人吧，因为他拿了五百块啊，钱多这么多。但是实际结果却是只拿了十块钱的人觉得真有趣。

是不是觉得匪夷所思？但这就是理论精髓所在。如何思考的：拿了五百块钱的那组人多半会觉得，给了我这么多钱，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说这么无聊的事情有趣，这种昧良心的事情做一做也无妨啊。那么只拿了十块钱的人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多半心理会产生一种冲突，我只拿了十块钱，这么少，但你却叫我说这么明显无聊的东西有趣，而我居然还说了。发生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事可能真的有趣，另一种是我是个白痴。没人会觉得自己是个白痴，那只有可能这事还真有点好玩。于是我们就相信了这件事情真的有趣，这就是我们心理的免疫系统。说白了，就是我们心理会给自己的遭遇和行为找到一个理由，并让它合理化。

灾难也是一样，我们人类就是倾向于从坏事里发现好事，给自己一个忍受伤痛的合理理由。认知失调就是这么神奇，它可以帮你抵挡住大部分心理冲击，小到被人讽刺、大到天灾人祸，你都会发现它在起作用，比如丧事喜办就是一种心理策略。如果能从坏事中找到理由说服自己，那么这就是最有益的事。认知失调就是这样一回事，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用它来进行调节。

本文作者喻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社会心理学博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陕西省“千人计划”。兼任清华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生导师、幸福科技实验室（西安）主任；山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入选山西省“百人计划”。现任中国心理学会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前沿》杂志主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16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SCI/SSCI/CSSCI等同行评议论文近百篇，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