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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川教授：

 

 

在汶川地震之后，我们发现在那些比较严重的地区，其实那些民众出现了一种叫做“心理台风眼”的现象，越是在灾情的中心地区，大家的心理危机或者发生的创伤其实并不多。

 

心理学做了很多种的解释，但是从蔺老师刚才谈的内容来分析，我发现由于受到了一个巨大冲击之后，大家肯定都会彼此谈论，因为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每个人不由自主地都会想互相去聊这件事，在聊的过程中，可能就互相共同分担了其中的一些恐惧，互相分担了彼此之间的忧虑和创伤，这个过程中可能人们自动就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反倒是在周边的人，只是看着这件事情发生，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又对自己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可能有的时候互相不太愿意去谈论这件事，或者交流的时候不会谈及太多情绪性的话题。

 

大家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可能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都是打开手机查一查今天又有多少病例新增，但最近我们都不查了，因为中国没什么新增病例了。但实际上国外每天都二十几万新增病例地在涨，为什么我们不关心这件事了？因为它离我们太远了，人们就不再会去聊这件事了，但重要的是这并不代表它对我们没有影响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并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同时他们又太多地借助于网络媒介，在网上平台相互之间讨论各种话题，其实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一定是讨论很多高兴的事。

 

比如我家女儿还在上小学，她们每次开完班会之后，自己就会再拉一个群，她们的班主任叫常老师，她们每次拉群就起名为“没有常老师的群”，特别好玩，这些孩子们也会想要在一起聊天，我也偶尔看过她们聊天，聊的都是高兴的事。

 

但实际上这样一种聊法，其实还是和心理学倡导的方向不太一样，即积极的东西不能够替代消极的东西，有的时候越是消极的东西，越要把它表达出来。

 

这就如同两个人之间发生了隔河，彼此都说“没事，咱们聊点开心的。”但实际上彼此之间还是有隔阂存在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我们的学校要组织或者特意安排这样的一些活动。

 

蔺老师刚才谈的这种缓解技术，其实是非常适合学校在疫情结束后，为了能够确保学生们带着真正平和的心情进入接下来的学习，我觉得这件事的确很重要。

 

孙群杰校长：

 

 

其实我们看待孩子，不能用成人的眼光来看，也不能用成人的思维来判断。就像其实我找了不止一个开学后仍旧戴口罩的学生谈话，都说在校园中遇到的时候，不经意地和他们交谈起来，我肯定不能说他恐惧，我会说，“你看那么多同学都不能坚持戴口罩了，你还坚持在戴，说明你很认真，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孩子们说，“我担心。” 

 

我说，“你担心什么？” 

 

其实孩子们说的话，引起了我的很多反思。

 

他们说，“校长，现在网络上看到美国已经出现了几百万例病例，中国总共出现了八万多例，当时小区都不让出门了，那么厉害的影响，美国才三亿多人就出现了几百万例，万一哪天中国又传染开了，我们还不戴口罩，那真是太可怕了”。

 

网络上的这种数据，我们成人来看是远在天边，不关我们的事，反正中国很安全。但是孩子的思维角度是，美国三亿多人都传染了几百万病例，中国有十几亿人，要是万一传播开的话得是几千万病例，而当时八万病例就管控那么厉害，都不让出门，爸妈上街买菜都不让去，万一中国要是传染了几千万病例，大家要怎么生活呢？

 

所以我告诉他们驻马店的各种防控措施，我和他们说，“本地已经没有了病例，想传一个都不容易，我们身边都没有感染者，驻马店有800多万人都没有一个感染者，河南省有近1亿人也没有一个感染者，不用担心。”

 

他们说，“万一外面带回来的应该怎么办？”

 

我说，“现在机场只要一下飞机都会检测、隔离，你根本接触不到。”

 

慢慢地才可能消除他们这种担心、恐惧的情绪。

 

其实孩子们对疫情防控的担心，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孩子们说，“校长，都说学校门口一定要经过测温才能够入校，其实这个红外线测温门到底行不行？” 

 

说实话，真的不行，花了很多钱但还是不行。

 

在机场、在室内是可以的，但学校门前都是一个开放的场所，阳光会直射过来，即便搭一个棚子，夏季温度升高，整个环境温度都很高，而且孩子们在路上很多是骑着自行车来学校的，他从家里过来到学校的时间，额头上的温度已经超过了红外线测的温度，测温门就会报警，所以一测报警一大片。

 

有人说换测温枪，其实一夜之间全国生产出来那么多测温箱，实际上很多质量根本不过关，同样测一个人的体温，测不同的次数，数据都不一样，孩子们一看到数据不一样，就认为测温枪质量不行，测不准。

 

而且一个学校在上学、放学时通过学校门口的是大量的人流，像我们学校仅一个初中部就5000人。我们还有小学部，这5000人通过校门上学、放学，怎么样的测温门能让学生在那里一个接一个的通过？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肯定完不成，那孩子们还怎么上学、放学？

 

我们在进行校长内部讨论的时候，我经常说，“如果社会上风险还足够大，就不要让中小学开学，如果这个风险已经可以让中小学能够开学，就不要要求那么多没有必要的措施。” 

 

包括在教室里面，现在规定是在教室里面要测体温，如果一个学生要是发烧了，在上级的指导下的预案是，学校是不能处理的，要打120送到专门的发热门诊去，由他们对发烧的学生进行检测，直到他们出具了学生不是新冠肺炎的证明之后，我们才能重新接受学生入校。

 

但是真的所有发烧的学生都要通过120送到医院吗？

 

说实话我们这样5000人的学校，每天发烧的基本上都有七、八十人甚至一百多人，没有新冠肺炎的时候每天也有这么多发烧的学生。孩子很容易发烧，一家一个孩子可能一年就发烧好几次，5000个孩子正常比例就得有这么多人，如果都要打120送到医院去检测，那学校都被救护车挤爆了，120车就天天都在路上接学生、送学生，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因为政府制定了这样的防控措施，如果又没有按照这些措施实际操作的话，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爱动脑子。他们就会有很多问题，会问老师，“不是说发烧了要120拉走送去检测吗？我们班某某发烧了，怎么没有把他拉走？” 

 

所以我就给孩子们讲这些例子，比如前几天疫情结束刚开学的时候，确实一有发烧就打120，学校内部也有个隔离室，先隔离，然后120拉走。后来发现这样做不行，这么大规模的学校，天天让120来拉学生，都需要校长亲自在一线处理，我就什么也办不了，天天只能跟120联系。 

 

后来就给孩子们讲发烧其实是正常的，要是感染上新冠肺炎，肯定是需要接触到这样的人，就询问发烧的孩子们：“你这几天接触到疑似感染的人没有？你们家里来了外面的客人没有？你爸妈接触这样的人没有？”孩子说“完全没有”，又跟孩子们说，“那为什么你体温升高了？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洗澡的水太凉了？你做完运动之后是不是着凉了？”等等，都要跟孩子们说清楚。

 

在班里还有一个现象，一个孩子测量体温发现发烧了，他周边的几个孩子马上体温就都升高了，一量都超过37度3，一个班上七、八个孩子都超过了正常体温，学校要怎么处理？

 

包括我们要求在学校里，学生之间要保持一米的间隔距离，说实话真的做不到。如果条件好的学校，孩子上课的时候，还可以让他们坐的开一点，有的地方要求一个班级的孩子要分成两个教室上课，学校都没有那么多老师，怎么给两个班上课？于是老师天天疲于奔命，给两个教室同时上课，工作量一下子就翻倍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制定了防控措施，又不能真正做到的话，就加剧了一部分学生的心理恐慌。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实事求是地做好防控，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的同时，政府部门一定要制定科学的、合理的、适应当前、当地实际情况的防控措施，不是政策越严格防控就越好，还需要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保证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能够正常开展。

 

驻马店社政府反应是非常快的，从疫情出现之后，驻马店的各种防控措施，第一是防控措施非常到位，第二是实事求是，不断地调整防控举措，所以很快全市的中小学都正常开学了，教育、教学秩序很快地都恢复了正常，我觉得与政府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

 

主持人：

 

孙校长讲到了防控措施管理、执行的具体问题，这确实是某一些地区可能存在的，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有很多地方或者个别地方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命令主义然后颁发文件。 

 

张老师对于学校接下来的一些发展管理有什么看法？

 

张红川教授：

 

刚才孙校长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政府的防控措施其实一开始的初衷都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健康，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反而会引发学校的反感，以及学生的一些不良的适应反应，的确会有这种情况。

 

我想其实这个问题必须还原到学生的学习背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今天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将学生的学习视为一个纯粹的认知过程，就是学生试图去理解教师讲授的课程内容，然后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大众一般对学生的学习都是这样理解的，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是非常错误的，缺少了两个核心要素。

 

缺少的第一点，就是学生的学习是需要激发他们内部的动力的。

 

疫情的管控给人们造成最大的影响就是剥夺了很多人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和学习中的控制感，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可能随时随地学校就会关门，随时随地自己家小区就可能会被封起来。不是说这些管控措施不重要，而是针对这些措施，实际上应该制定一些其他的弥补性的相应措施，这一点非常关键。

 

这些管控措施是很重要的，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够达到疫情防控的目的，但是这些措施本身实际上又在破坏所有人心里的控制感，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中是需要这种控制感的。

 

我想对于学校而言，也许可以适度地给学生做一些放松，我指的放松是给他们更多在学习中，还有在学校中的一些控制感。

 

举个例子，上课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学生坐的那么端正，可以适当允许学生说小话，让学生能够稍微起来走动一下，我觉得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松一松，这样学生的控制感就会得到一定的恢复，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了。

 

当然我说的也许对很多学校来讲有一点激进，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学校来说，不妨一试这样的办法，它能够很好地去缓冲学生因为疫情防控所带来的控制感的缺失。

 

第二，学生的学习还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之前在网课中这个互动其实也是被强烈地剥夺了，现在复学之后同样也是如此。过去的上课往往是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其实是严重缺乏互动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认为学习不仅仅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就有必要在疫情的期间，用这样的办法更好地去弥补学生在社会互动方面的缺失。

 

有一些做法可以加借鉴，比如在中小学可不可以也实施“翻转课堂”，让学生更多的把学习放在课下，来到课上更多的是以讨论为主。

 

我还想到可以促进和组织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教与学，在中国大概50年代的时候，由于大量缺乏教师的资源，当时就有所谓的叫做“复式的教学”。比如课堂里有一个三年级、一个六年级，老师教完六年级再教三年级，甚至有时候会变成教完六年级的时候，老师让六年级的学生去教三年级的学生，那时候其实有这样很多的做法，但是随着教师和教育资源不断扩充，这部分就被丢掉了。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有大量的研究发现，如果我们让学生去教，提倡learning for teaching，即“为教而学”，我们告诉学生他之所以要学这个东西，是因为要去教别的学生，哪怕只是让他们假想要去教别的学生，也可以促使这个学生的学业成绩出现巨大的进步，这就是学生在学习中，本质上有一个相互社会互动的过程。

 

我觉得在疫情期间，既然目前已经是防控常态化，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针对现在疫情的防控常态化，来改变学校的管理和教育模式，不能够再按照过去同样的思路来组织教学，安排学校的管理。

 

学校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创新，做一些尝试，其实都是完全应该被鼓励的，学校也应该在这方面多去思考一下，这是我的想法。

 

孙群杰校长：

 

刚才张教授说的这种“翻转课堂”的模式，实际上是我们学校从建校以来就采用的模式，学生要提前自主地去学习，在课堂上更多的时间是去交流、去展示，让学生教会学生，不同的学生解决不同的问题，老师最后再进行点拨和总评。

 

孩子们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激发很多的学习潜力，就像张教授说的，即使他是为了教而学，最终没有机会去教。但是有更多的孩子，都是抱着这种教的目的而学习的，所以他们对知识的深度挖掘，对知识的条理性的分析，要比一般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效果要好的多。

 

张红川教授：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的最常见的教学模式，所谓的以教师的教学为主，实际上的确在破坏孩子的两个能力。

 

第一，使得孩子在教学中间控制感其实是非常缺乏的。

 

第二，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社会互动也非常缺乏。

 

现在疫情本身又在剥削这两个能力，如果我们的教育、教学还不去改变，想让学生回归正常学习生活是很困难的。

 

蔺秀云教授：

 

 

 

我觉得张老师对学校整个的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可喜的是孙校长他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我想从学校的心理建设这个角度再分享一些内容。

 

我们的心理学家大会可能聚焦在心理学在中小学的应用，像刚才孙校长提出来的，包括疫情之后，媒体的信息化技术，孩子们的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以及需要重新去建设学校的心理健康维护体系，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一些问题。

 

有一句话，不管是学习还是健康，对孩子们来讲都特别适用， Feel better，Do better。要让他们感觉好，他们才会做的好。

 

可能孩子们之所以这么愿意用新的信息技术去交流，我觉得跟他们在那里交流的毫无顾忌，或者不用面对面感觉到尴尬，他们会感觉更好也是有关系的，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补充。

 

像刚才孙院长从积极的角度来回应那些依然戴着口罩的学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先关注消极的、不舒服的，然后再推向积极的，这是刚才对两位老师的回应。

 

心理健康在学校的应用是很重要的，即使没有疫情，其实中小学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越来越突出的，只是疫情像推动信息化技术一样，也推动了心理学的应用。

 

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可能关注的群体不只是学生，其实很大一部分还是在老师这里。通过几位一体的联动，比如学生、教师、家长一起来促进整个学生的健康发展，并且如果是教师的心态有了调整，教师心理健康的维护，其实直接影响了全班学生或者是全校的学生。

 

还有家长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有多深远，在搭建心理健康维护体系时也需要把家长加入进来。

 

可能之前高中的很多心理课程就不能固定去上了，需要重新去开设更多的维护心理健康的一些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系统，比如可能学生入学有一个筛查，去看看他们个人的心理状况，以及他们的心理弹性、成长力，学生一进校门就先做一个评估，了解他们心理的状况是什么水平，后面可以分类去关注或者管理。

 

也可以给老师做这样的评估，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后续在评估的基础上，可以去提供一些他们需要的支持。

 

现在我们也在做高中发展指导，包括他们的心理、生活、职业、生涯规划这些方面都会去关注。

 

一个是人员三位一体的构成，加上整个系统的工作，从学生入校门就开始建立档案，持续去推进。把心理学的内容也加入进去，包括发展指导、心理健康的帮助，能让学生们避免在中学阶段，尤其是在青春期阶段的情绪还有各方面波动特别大的时候，让他们平稳地度过。

 

另外对于学生们心理上的调试也直接促进他们学习上的投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被他的情绪所影响的时候，是无法投入到学习的，所以我想就学生的心理健康维护方面，可以再去建立一个系统，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还可以再多做一些，就还要建立一个危机干预的系统。

 

基本上从国外的资料来看，从校领导，起码副校级的领导开始，去建立一个筛查、维护、应对的系统，这样整个的学生心理健康是能够得到维护和支持的，我想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在学习上也会有很大的发展。

 

孙群杰校长：

 

教育好孩子的确不是一方的事情，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包括维护好疫情期间孩子的学习和心理健康，也是需要教师、家长和全社会都联动起来的。

 

这次疫情之后，我们应该建立对于中小学在面对重大疫情的长效防控机制，对于中小学生在遇到重大社会事件、重大变故及灾难的时刻，心理健康的干预和保护体系，其实都是从疫情之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在疫情出现之后，社会上很多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同志们，包括驻马店市的心理协会，包括很多社会上的志愿者，都积极地投入到对孩子们心理健康的维护中来，给我们学校也做了一些讲座，对全校的学生都及时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

 

在学生们还没有到校的时候，我们在网上又做了好几场对孩子们的宣讲，让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地看待疫情，正确地应对疫情。

 

我觉得正是由于及早的介入，所以才使孩子们经过这半年的时间，整个身心健康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状态，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付出辛勤努力的志愿者们表示感谢。

 

张红川教授：

 

听完了孙校长谈的问题之后，我实际上有一点小的想法或者建议，即今天的心理学进入学校，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是借助于心理教育课程，或者是通过心理教育的老师们的工作来完成。

 

但实际上从刚才孙校长介绍他们的经验，以及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来看，我觉得学校就像企业一样，今天很多企业都开始在内部施行EAP，对员工给予全面的心理援助，实际上对于学校来讲，可能要做的更广，要把心理学全面地融入到学校的管理、教育和外部的沟通工作中。

 

比如对于今天的学生固然是要有心理教育的课程，但是在教师的团队中，在组织和管理中，在对教师的关爱中，是不是也应该要有心理学的部分加进去？

 

以及在跟家长的沟通中，在各种各样相关危机的处置中，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技术融进去？

 

这样的一个提法，可能在今天的学校管理中似乎还没有见到，但是我觉得在学校整体的管理、教育，以及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置中，心理学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这一点是今天听完大家分享之后我自己主要的感想，具体落实到教师层面来说，我觉得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变”。

 

今天的教师一定要意识到，这次的疫情很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人类的社会、文明都会发生一个非常深刻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也势必会波及到教育领域，作为一线的教师，今天必须要站在一个疫情时代的角度来反思自己过去的教学，反思过去跟学生的相处，反思过去跟家长的相处。

 

第二个字是“安”，教师也必须高度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不要每次都宣扬教师要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不能只是为了学生就付出牺牲的代价，也一定要注意在疫情期间保护好自己，因为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蔺秀云教授：

 

张老师主要从应对整个社会的巨变这个角度来分享，我想从老师们的内心这个角度来分享。

 

其实我想谈的第一点张老师已经谈到了，就是教师们要怜惜自己、爱护自己、允许自己脆弱，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不能无限地付出，也要去关爱自己，给自己能量，而不是把自己熬成枯竭的状态。能够承认自己不是万能的，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很多时候对于一个老师的形象就是认为必须是万能的，必须什么都是榜样，但有时候老师们其实是做不到的。

 

第二点跟刚才的危机是有关系的，其实决定一个人无论是变化还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积极的思维或者积极的心态。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机会，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学生戴口罩的确可能是因为有担心，但也看到另一方面是这个学生很认真地、很有安全意识地去保护自己，说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如果我们更多地看到积极的一面，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其实是有力量去成长的。像刚才张老师说这是一个变化的世界，怎么在这个变化的世界里，在不确定的世界当中能够持续地进步，其实就跟积极的思维、积极的心态是有关系的。

 

很多疗法都会谈到，我们很多时候是被想法所阻止的，有一句很有意义的话是，“负性的想法不等于事实”。

 

另外我在跟一些老师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提问，“怎么去跟家长沟通？怎么去管理这些孩子？”

 

我也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尤其是对于班主任来说，可能真的有时候是花了80%的时间去管理20%的孩子。但是如果学了心理学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孩子的发展特点，还有孩子背后的内心世界，以及家长的内心世界，沟通就会变得很流畅，处理问题就会很有效，这样其实也是对整个班级的管理，还有班级的推动力，都是有帮助的。

 

孙群杰校长：

 

蔺老师说的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们从建校之初，为了加强心理学的建设，就引进了两个学心理学的研究生，也自编了学校的心理健康读本，针对中小学生的教材，已经出了第二版。

 

我们学校的老师里现在考到心理咨询师证的有49个人，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凡是心理学学得好的老师，教学效果就特别好，特别受孩子们欢迎，所以我觉得各个中小学都应该加强心理健康的教育。

 

主持人：

 

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和讨论，我们今天一开始从学生教育入手，聊到了更多的内容，包括对于老师、对于家长、对于整个学校系统的关注，培养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素质的培养，而不仅仅只是让他们掌握面对未来的知识而已。

 

知识是学不完的，还需要更多的是让学生们能够具备批判性思维，包括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建设，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再次感谢老师们的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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