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讲的心理建设比较笼统,我再举个例子,比如我做的比较多的是社区心理建设。
首先来看什么是“社区”?这个词是一个外来词,中国人用的不多。
“社区”最早是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1887年写书时用过的一个词,它指的是“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自然意志之上的,有人情味的、有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些词可能看起来有很多专业名词,暂且不管。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内的人们彼此之间有关联。可能是有血缘关系的,也可能有地缘关系、情感关系,总之大家彼此之间有关系。
如果只是把五湖四海的人放到一起,谁和谁都没说过话,谁也和谁不认识,这显然不叫社区,也不叫共同体。因为没有共同体的意识,就像现在我们的很多小区、社区,很多情况下往往只是住的地方而已。
每个人天天都看新闻,看网上的、电视上的新闻,中东发生了什么很清楚,美国发生了什么很清楚,但自己的小区发生了什么却一点也不清楚。
因为我们没觉得自己和小区有关联,隔壁的人姓什么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的也不知道,这不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区,而是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
特别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点非常鲜明。
未来社会的发展进入稳态之后,一定是需要形成更加有机团结的社区,充满人情味的社区,就像重新回到你的村庄的感觉是一样的,和你曾生活在大院里感觉是一样的状态,那才是一个不会滋生心理疾病的环境。
要想改变环境,要先建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有这个环境条件存在,未来的心理健康就更容易实现了。
为什么现在心理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关键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支持我们的心理健康。
对于怎样建设社区的问题来说,虽然政府也有文件,但是文件很旧了, 是2000年前的文件。在我看来,就像社会治理有心理本质一样,社区管理、社区本身都是有心理内涵的,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才知道怎么下手开展社区建设。
比如说社区,首先是个地方,没有地方就不存在社区。虽然国外的社区也包括社会组织这个含义,但在中国主要是指这种地域性的社区。
比如在中国,是存在“地方依恋”的,心理学家研究了很多亲子依恋,但几乎没人做地方依恋的研究,我可能是第一个在国内做“地方依恋”研究的。
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一生中对某些地方充满了某种情感关联?
大家可能都有吧?比如公园里你经常去打太极拳的树下的那块空地就是你的地方,也是你依恋的对象。
人对母亲有依恋,这是“地方依恋”最核心的基础,大地也是母亲,地方依恋的道理和亲子依恋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当我们对母亲的依恋很安全的时候,亲子依恋就构成了我们的安全基地,我们就开始去探索外部的环境。
当对外部环境熟悉的时候,就建立了地方依恋,有人可能会称之为“地方感”,或“地方认同”,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人和土地、和环境之间的某种亲密的关系。
当然还有社会活动,社区一定是有很多人的,人与人之间一定是要互动的,如果没有互动有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
包括人际信任、邻里支持、社区支持这种需要人参与的活动,都涉及到人的问题。
还包括一个社区形成一段时间之后会逐渐形成它的价值观,再到亚文化,小群体文化,甚至是社区品格、社区风格、社区品位都会逐渐形成,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是软的东西,也都是心理的东西。
建一个社区,不光是建个楼盘,然后政府指派一个居委会这么简单的事情。还包括后续的经营,怎样让社区由一个陌生人社会转化成一个有良好人际关系的、有社区参与认同感的有人情味的社会,这是政府管理要往这方面去发力并且做细致的一个方面。
社区就是人的社会,人有心理议题,社区必然有其心理本质,包括个体的心理问题、人际的心理问题、群体的心理问题等。
举个例子,是来自咱们河南的。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十大人物评选,最后出场的有一组人物,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就是咱们河南郑州市二七社区陇海大院,这里摘取了当时颁奖词的一部分内容。
当时有一位高位截瘫的居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这个过程中一直是周围的邻居在照顾他,他生活的还算美满幸福,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
颁奖词里有一些用词,如“爱的马拉松、爱的大院、善良、温暖、真诚、深情、聚在一起、不离开”等。
所有这些关键词没有一个是和钱有关系的,也没有一个是和楼盘的质量有关系的,全是关于情感的部分,全是关于人际的部分。
之前张红川老师提到,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进化中人类这个物种都称为“智人”。虽然美国人和中国人有时候不太友好,但是对于物种来说都是智人,智人的一大特性,就是喜欢社会交往。
因为在进化的早期,我们是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的,离开小群体每个个体都活不下去,所以是三、五十个人一组,一百人一组这样生活下来的。
到今天我们的头脑里依然保留了200万年前的群居思考模式,想要依靠别人,所以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感动我们的这种人物故事,是因为有情感在里面,如果每个社区都能做到这个水平,我们的政府是根本不用担心的,社区自己就会解决问题了。
社区心理建设要建什么?
社区建设不光是要建制度、建硬件,还要打造软环境,要改变一些精神层面的内涵,也就是既要有心理内涵,还要有心理目标。
社区心理内涵我们可以一起来描绘一下,比如社区的居民对社区要有认同感,人们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有良好的邻里关系,邻里间守望相助,要有人情味,要有健康的社会心态。
有时你给你家的孩子报不报辅导班,不是因为你认为辅导班到底对孩子有多大帮助,而是因为5号楼王姐给孩子报了辅导班。你可能也会报辅导班,只是因为她说“不报辅导班,孩子将来中考、高考很吃亏”,你就报了,这就是有效果影响,但那个影响是往好的方面影响?还是往坏的方面影响?这是要讨论的,能不能让这些影响都变好而不变坏?
怎样做社区心理建设,我分享三个思路,源自过去几年所做的实践。
第一,要培育共同心理。
什么是共同心理?后来我找到一个最核心的因素,是“社区认同”。
爱国主义的核心是国家认同,我们每个人以我是中国人为骄傲,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样的身份。如果你认同“我是某某社区的居民,我以我的社区为骄傲”,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我就不再只是工具性地使用社区资源,而是以“我以我是社区的人而自豪,社区就是我的一部分”的态度来使用社区资源,社区管理就不再是外来业务管理了。
这样的社区建设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功能认同,即这个社区本身确实不错,能够提供我的生活需求、居住需求、购物需求,功能便捷,更重要的是情感,我的内心和它是在一起的。
英国一项研究发现,为了促进居民节水,就推行了阶梯水价,居民用的水多一点,价格就会往上翻,这个方法当然是管用的,这是采用经济的手法,通过经济刺激,通过金钱来起作用。
研究同时发现,社区认同感强的人,不管有没有阶梯水价,都会主动节水。因为社区倡导节水,居民认同社区,自然会做节水的行为。
我们自己做研究也发现,社区认同感高的人更可能去帮助别人。
我们共享一个场景,假设你早晨要开始上班的时候,发现你们小区健身器材旁边有一个人在锻炼时候忽然倒下去了,你帮不帮?
当然你可以打电话叫救护车,也可以想办法把他送到医院去,都可以,这都算帮助行为。
我们发现社区认同感强的人,更可能采取这种帮助的行为,这就是社区助人。
怎样提升社区认同,有很多办法,比如共同的身份是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社区可能没有围墙,只有几栋楼,如果你问好多居民,“你们社区有多大?”他未必说得清楚哪个楼是自己社区的,因为他未必知道。
这时候如果在社区入口画一张社区地图,效果就会好很多。
首先得让居民知道他隶属于哪个群体,这很重要,这是一个共同的标签,一个共同的符号,足以让居民们团结在一起。
比如当各位穿上1879 T恤衫的时候,所有穿1879 T恤衫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一群人,没穿的可能是另一群人,这是很好理解的。
国外有很多颜色革命,这两年消停了一点,前两年有很多。比如曾经某个国家的 “玫瑰花革命”。这个革命成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所有人都在身上别朵玫瑰花,当游行的人把玫瑰花插在保卫总统府那些士兵的口袋里的时候,士兵就都倒戈了。
因为那是共同的符号,对士兵来说,原来的身份经验很清楚,“我是保卫宪政府的,你是抗议宪政府的”,他们之间是有身份界限的。但一旦享有了共同的标识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就是人心。
当然还有很多办法来增强社区认同感、社区凝聚感,稍后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们曾在社区做垃圾分类的实例。
还有就是要提升社区的管理水平,社区管理水平如果真的提升了的话,居民就会更加喜欢社区,这是很直白的一个道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提升的动机。
举个在美国给小孩发玩具的例子,按照认同理论的话,白人的孩子应该喜欢白色的玩具、白皮肤的娃娃,黑人的小孩应该喜欢黑皮肤的娃娃对吧?因为很明显是两类不同的人群。
但是结果让人很惊讶,很多黑人的孩子选的都是白皮肤的娃娃,这其实有点让人心酸,因为白人是美国社会更占优势的群体,每个人都希望向社会中的优势群体靠拢。
如果你所在的社区是一个高品质的社区,大家自然都会喜欢,涉及到的物业价值、房产价值都会提升,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专门开发了一些工具来评估社区认同,只有一个目标,要以社区认同为核心,打造共同心理,当然不只是认同,还包括邻里关系等很多方面,我在这里不展开讲了。
第二,要想提升这种共同心理,共同体的认识,还得有平台基础,有三种平台是可以使用的。
第一种平台是物理空间,现在很多社区的规划、社区的营造,只关注社区的楼宇本身,没有给公共活动留下空间。或者留的不够多,或者留了之后没有有效地使用和开发,出现了大量的闲置。如果要让社区有机团结起来,首先得让大家相遇,彼此得见得着才有机会。
现在很多社区建设的太高级了,比如人车分流,车是直接进地下室的。早晨我去地下室开了车上班,晚上8点之后我开车回地下室,然后从地下室直接上楼回家,中间整个过程中我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见不着。
如果人们永远都不相遇,哪会相爱呢?
居民见了面从来不打招呼,因为他们没机会见过,只有相遇还不够,还得交流、聊天,人与人之间不聊不熟悉,聊完之后就变成熟人了。
光聊还不够,还要更升级,要组织居民参与社区的活动,要参与社区的议事,更正规地讨论社区公共事务,要组织起来成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这样的话,整个社区水平都在不断上升。
第二个平台是虚拟的空间,虚拟的网络空间这些年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个平台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共享的意义空间。
人活着靠的是文化。
文化是什么?就是意义。
就是钟年老师讲到的内容,文化是意义,是共同的历史感,共同的符号体系,共同的语言,这都是文化的范畴。
一个社区要善于去挖掘这个社区本来应该有的,或者可能有的那些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人文资源、符号体系、集体记忆。
举个例子,现在好多老旧小区改造,改造完了居民回迁,我们看到现在所有新的楼宇几乎都一模一样。比如投影图片右下角的这种楼,我一看就知道是回迁楼,估计每个人都会认为是回迁楼,因为所有楼都是一模一样的,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我们唯一能区分的就是楼号,15号楼、16号楼,除了这个数字没有人知道是差别在哪,这对形成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是非常不利的。
国外的一个城市的构造,可能会建一个教堂,教堂就是地标。地标发挥了一个精神导向的功能、方位定向的功能,所以不管人们在城市的哪个角落,只要看到地标,就知道现在自己在哪,它是有凝聚人心的作用的。
社区拆迁的时候,我们建的新楼盘和原来村庄的记忆、老区的记忆已经没有任何的关联了,这些拆迁的住户回迁之后社会关系都被打散了重新安置,这其实是非常不对的。
假如原来村庄有一棵老树,如果政府不嫌麻烦,最好是迁到新社区去栽种,因为这是凝聚集体记忆的重要依据。
比如一个祠堂,一个特殊的建筑,如果有可能,可以把那些元素、那些成分拿到新小区里去复活,这是新小区凝聚人心的重要基础。
中国南方人们的团结主要靠祠堂,南方有大量的祠堂,南方人是有宗族意识的。当然现在可能用“宗族”这样的说法不太恰当,但是政府可以用其他方式把它的文化符号留下来,拆迁从来都不只是建房子而已。
有个地理学家叫段义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理系工作,天津人,今年差不多八、九十岁了。他说过,“我们要区分两个东西,一个叫space,一个叫place;space是空间,是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东西,place是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东西。”
有人的活动痕迹的东西就叫“人文”,北京土话叫“地儿”,我们都常说“老地方见”,老地方跟人是有情感关系的。
段义孚教授还把place地方又分了两种,一种叫公共符号,一种叫心灵呵护场所。
像天安门就是个公共符号,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含义。
但是有些东西只有你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那就叫心灵呵护场所。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到办公楼下的某一个树下、某一个椅子上坐一会儿,心情就好了,这棵树、这个椅子就是你的心理呵护场所。
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苏州工业园是个新社区,他们有一个群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研究者就把这个群的发展记录下来了。
一开始新楼盘开盘时,是一群年轻人去买房,基本都是工业园上班的年轻打工族,所以他们建了一个购房群。比如这100个人、这50个人都要买这个楼盘的房子,就一起建了购房群,他们在群里一起商量房价、商量一些与购房有关的事情。
后来房子买完了,就转化成了装修群,装修完都住进去了,发现大家都是年轻人,要生娃,就变成了育儿群,然后转化到孩子都上幼儿园、上小学了,家长经常约了一起去郊游,就又转化为旅游群,就是这同一个群,伴随着整个社区的这帮人共同成长、改变。
我们传统的社区的文化是什么呢?
要么就是千篇一律统一的符号,要么就是铺天盖地的双页广告,社区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怎么体现?
传统的社区审美鉴赏能力极为粗糙,都是统一的红色的条幅,黄色的字。
再举个例子,是北京的金鱼池社区。
大家都知道老舍有个话剧叫“龙须沟”,龙须沟的原型就是北京南城的金鱼池社区。那个地方过去地势洼,总是发大水,就成了臭水沟,后来政府改造变成了新天地,老百姓都很高兴。
后来金鱼池社区就想,既然社区过去出过像老舍这样的人物,能创造出这么好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不挖掘一下社区的人文资源呢?
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在社区的一个小广场上放了老舍的几部雕塑,然后发现当放了雕塑之后,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明显提升了,这就是社区营造。
另一张图也是基于社区的例子,对于图中的老人来说,坐在那个小地方每天晒太阳就是个心灵家园,这是他的需求。
当然现在社区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是动力机制不足,大家都不愿意管社区的事,之所以要管通常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有利益所在,当然要管;第二个是有情感所在,当然要管。
这两个机制其实都很薄弱,都不充分。
大部分社区居民的观念是社区的利益有与我有关的,就是我家的房子,小区的卫生可能我还关心一点,其他事基本都不关心。
实际上社区的所有公共的场合、公共的权利都是你的利益所在,我们要倡导居民转换利益观念,要改变老百姓的利益认识,他才会参与下去。
另外老百姓是需要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的。
举个例子,现在社区里需要讨论一个事情,需要开会却发现大家都不会开,一见面就吵架,或者开始讨论孩子的事情,很快就跑题了,社区不会开会是个大问题。
那社区究竟要怎么开会?
要提高社区的意识能力,这是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工作。
我在社区做过一项工作,就是教居民怎么开会,当时是在中央财经大学附近的一个社区,工作过程中就发现缺乏规则意识是制约社区意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于是我们就找了一本书,书名叫《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美国的一个退休的将军写的。书的内容就是教人们怎么开会,现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计都是参考这本书的,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我们就是教居民怎么开会,先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发现能够有效地改善居民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当时的效果很好。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中国民间版,书名是《南塘十三条》,有政治学家在农村合作社做过实验,然后我们开发了专门模型来评估。
最后几分钟讲讲正题,因为之前张红川老师讲到了很多例子,我就不再重复,我讲讲逻辑,社会治理是治理人,就必须得去使用心理的规律。
社会管理无非就两个逻辑,第一个是大棒,第二个是胡萝卜。
人的一生要么是追着前面的胡萝卜跑,要么就是为了躲避后面的大棒才不断地跑。
有没有办法让大家不是为了胡萝卜去努力?也不是为了躲避大棒而奔跑呢?如果这个事你说他心里去了,入脑入心了,就可以做到了。
其实“由心而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在社区治理当中,要减少硬治理,更多用软治理的方式,用心理学的方法去软治理。
所谓硬治理就是靠行政强力实施,靠司法体系来解决问题。
而软治理靠的是文化的规训、社会的认同、心灵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一个理念,即“由心而治”。
这个例子刚才张红川老师讲过了,就是幼儿园惩罚的例子。如果不理解惩罚可能产生负面的后果。动不动就会罚款,这是政府最容易想到的方式。比如闯红灯罚款,但实际上罚款是很难操作的事情,有时候罚款反而会起反效果。
首先要理解规律是什么?
其次,光理解还不够,还得去实践,下图的例子是怎么增加蚊帐的购买率的问题,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关于垃圾分类的实践是我们自己做的案例。
最近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施行垃圾分类,上海已经开始了,北京现在也在做,我想全国都很快会普及开来。
国家住建部有专门的规定,也有推进的时间表。咱们驻马店我不知道有没有开始施行,如果没有开始的话,未来可能也还是要做的。
我们在北京的一个街道去做垃圾分类的试点,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召集居民,分十几个人一组,告诉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去社区里拍照片,拍家里的也行、拍社区的也行。
每个人拍三次照片,拍完照片之后分享照片,讨论三次,三次的拍照我们称为“影像”,三次讨论我们称为“发声”。
这个方法叫做“影像发声法”,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告诉居民垃圾分类怎么做,从来没讲过,就只说是搞个活动。
通过这三次的拍照和三次的讨论活动,我们就发现参与者垃圾分类的知识大幅提升,社区参加的意愿也大幅提升。
因为讨论过程就是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是个社会心理活动,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垃圾分类不一定都是需要一个垃圾分拣员站在垃圾桶前,每天告诉你“这是什么垃圾”,这个方法也是管用的,但不能只这么做。
“由心而治”无非就三句话,我后来写了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就是讲这三句话。
第一,要尊重人性和心理规律。
我们知道自然世界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世界也有、人也有,治理社会的对象的是人,所以不能违背规律去做事情,要尊重人性、尊重心理规律。
当然还得知道心理规律是什么,然后才能去用,要理解规律,依循规律做事情。
最后一分钟重提一下社会心理服务的事情。
好多人都知道我的观点不太一样,现在全国建了很多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我去很多地方参观过,也在网上研究过他们的很多材料。
我写过这么一段话,即“全国大部分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无非就是一栋楼房、一个场所,建了各种咨询室、减压室、沙盘室,再搞点测评软件,几乎看不到专业人员的服务记录,老百姓对这种基于西洋舶来思想的做法、设施也不很感冒。”
如果社会心理服务这么搞下去,我不相信会有太好的结果。
政府花钱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最后老百姓满意吗?老百姓用这个服务了吗?都是谁来服务的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我们分析了全国第一批12个社会心理服务联系点的所有的资料,包括咱们河南,这张投影上面每个字母代表的是一个地方,比如“BFT”就是北京丰台,后面都是这样我就不一一解释了。
来源:池丽萍,辛自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应然与实然:基于全国12个试点地区的评估》
比如硬件方面,如果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打个勾,没做就空着,勾多就表示做的多。即便如此,很多人、很多地方也没做,那做了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配一个设备、配个沙盘室、配个测评、配个咨询室,这是社会心理服务要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2018年11月份,十部委下的文件,关于《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工作方案》,这个文件大家都学过,里面规定了到2021年要实现的四大目标,其中一个是“2021年要全国的社区和村要建成心理咨询室和社会工作室,达成率80%。”
诸位知道全国有多少个社区吗?官方统计,全国有村子58万个,社区10万个,大数68万个,乘80%,要至少建50万个以上的社区或村的社区工作室。
50万个,什么概念?
全国一个室配一个专业人员就要50万个人,而如今全国一年所有的社会心理咨询的、心理咨询的、社会学的、社工的都加一起,也只是2万人都不到。
这么大的悬殊,怎么做呢?
任务非常艰巨,这不过是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后果你可以推理。
在我看来,如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会心理服务,就会看得很清楚,社会心理服务不是做心理健康服务的,心理健康服务老百姓并不买账。
社会心理服务与心理健康服务之间的差异很大,从内容上、到视角上、服务对象、服务主体都不一样,没有必要把两个一定要搅在一起。就像前面那个文件题目 “社会心理服务”,里面的内容却都是关于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所有的目标没有一个是和社会心理有关的。
我画了一个图,应该能说明问题。
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没有必要搅和在一起,他们两者的上位概念都是心理服务,这是属于制度层面的。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上层是国家制度的背景,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为了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是从身心健康角度来做的。两个出发点、制度的背景都是不一样的,而从服务的内容上也不一样,心理咨询和治疗是解决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很重要,但是不解决社会问题。
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解决的是社会心态培育的问题,十九大报告讲得很清楚,是培养怎样社会心态的问题,是要做社区心理建设的问题,做国民心理建设的问题。
这根本就是两件事,当然还包括按照心理学规律来治理社会的稳定,作为方法、作为手段的一个思路,“由心而治”的问题,这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要解决的。
到现在为止,政府官方文件里还没有使用 “心理服务体系”和“心理建设”这两个词,我的建议是需要使用。
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三句话。
第一,请大家知道“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一个新兴的学科正在形成中,我们希望更多人参与进来,把学科做强、做大,真正地服务于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
社会治理心理学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将改变中国心理学应用型企业的发展方向,不是每个企业都一定要做心理健康服务才能生存。
我们可以去参与做国民心理建设,帮社区做社区心理建设方案,提供直接的服务,也可以给政府出主意,比如怎样做“由心而治”,怎样做路径设计。
还包括我们要准确理解什么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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