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逐字稿系列 | 由心而治—社会治理心理学理念及应用(上)
202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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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国家不断提出并强化要加强社会治理的思路,心理学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何理解十九大提出的社会治理心理服务体系?如何建立符合国家、人民心理诉求的社会治理服务体系?是每个心理人都在思考、也需要思考的问题。辛自强老师在众多讨论中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畅想并开始实践推进一个新的学科的发展,社会治理心理学的理念及实践应用。

主题:由心而治-社会治理心理学理念及应用

主讲人:辛自强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得到成功之道和驻马店市政府的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心理学家大会,去年在上海办会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去年我是在闭幕式上分享的。讲完之后引起了一些不太积极的反应,可能因为我的观点和大家不太一样。在座的诸位,特别是在线上听的很多代表,他们关心的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我本人做的不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我讲的是另外的事情。

 

在某些观点上我也不强调心理健康,但我并不反对心理健康,只是大家做的是不同的事,各有各的道路,思路不一样而已。

 

我先声明一下,如果讲的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马上打断我,或者会后找我反映、批评都行,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昨天孙老师、张建新老师,以及上午的各位老师也反复提到了我,让我觉得特别荣幸、也特别惶恐,感觉我要是讲的不好都对不起同行,对不起这些专家们。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由心而治——社会治理心理学理念及应用”。

 

实际上这个题目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包括之前提到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它只是关于心理健康吗?还是别的与社会治理有关的内容呢?

 

刚才张红川老师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昨天张建新老师也提到了关于怎么理解的问题,我讲的题目叫“由心而治”,这个词你查字典是查不到的,是我新造的词,百度上没有这个词,谷歌上也没有这个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看到“心理”这两个字的时候,或者当我说到“心理”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一起来做做词语联想。

 

现场人太多没法提问,我就不做互动了,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地想一想,你觉得跟心理有关的词有哪些?

 

我想你可能会想到很多词,你想到那些词一点都不奇怪。

 

知网是中国最大的文献数据库,我去知网上搜索了一下题目,包含“心理”两个字的文献,这下边蓝色的字是排名,出现的有“心理护理、心理健康、心理干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健康问题、患者心理”等等,凡是与“心理”有关的这些词汇都列出来了。

 

 

也就是说在整个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库里面,我们能想到的和“心理”有关的内容,可以说大部分都是跟心理健康、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有关。或者说跟心理健康或不健康有关的内容,几乎占了一大半,70%-80%,难道“心理”就只是做这些的吗?

 

这是我想要反问大家的问题。

 

我想问问大家,政府到底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在座的有市长、有副市长,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大家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政府需要我们做的到底是什么?”

 

去年我有个学生在研究生毕业时去参加公务员考试,考完试他很兴奋地跑来跟我说,“老师,考的有一道题我觉得挺好答的。”

 

我说,“怎么好答?”

 

他说,“那个考题你都讲过了。”

 

我觉得很奇怪,我又没出题,我也不押题,我也不关心这个事,怎么就变成我讲过了的呢? 

 

后来这个学生居然考了很高的分,如愿以偿地当了公务员。

 

那到底那张卷子考了什么题呢?

 

我后来在网上搜到了题目,一共是100分的卷子,第一道题问的是“北京市在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什么做法?”

 

最后一道大题问的是“结合阅读材料,怎么样围绕‘精心规划和用心治理’,联系实际,自选角度写一个论述”,这道题占40分。

 

“精心规划,用心治理”,这是2019年北京公务员申论考试的内容,我不知道命题的专家在出这道题的时候知不知道我用的这个词,即“由心而治”,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

 

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想表达的是,政府需要我们告诉这些决策者们应该怎样去做社会治理?以及怎样利用心理学的规律和方法来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我觉得这才是政府真正想要的。

 

但是在我们心理学家所提供的内容里,70%-80%以上都是和心理健康或心理疾病有关的内容。

 

那么政府要的我们能不能提供呢?

 

这是我们作为心理学研究者必须要反思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心理学机构必须反思的问题。作为心理学工作者,除了提供心理的个体辅导、咨询、援助这些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未来的市场在哪?这是我们每一个心理学工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

 

“由心而治”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2016年我们办了一场由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社工委合办的会议,当时我们先定的是副标题,即“社会心理与社会治理论坛”。

 

那到底要怎么进入主题呢?

 

我想了半天就造了个词,叫“由心而治”,我想到怎样把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和知识用到社会治理中去,这不就是“由心而治”吗?

 

所以我其实是杜撰了一个词,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词太有道理了,“由心而治”就成了过去几年我反复研究、反复阐述的一个理论。

 

心理学家实际上有时候也挺偏执的,我们只习惯于做我们舒适区里的事情,做我们习惯的领域和内容。

 

如果内容对我来说有点陌生的话,我们就会排斥,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

 

我们做的内容更多是关于心理健康、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

 

现在大家也在讲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知识、提供的人才标准,但其实政府要的内容及现实需求的内容却是不同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政府不需要心理健康,政府、社会当然也需要这些,但不是全部,只是需要一小部分而已。

 

政府还需要做国家治理、做社会治理。

 

我们都知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最宏大的目标,一定是有大量的需求的。

 

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不是就只是关于心理健康的呢?

 

去年我分享了这个观点之后,也有不少人怼我说,“辛老师,你到底是不是做专业的?”已经直接怀疑我的出身是不是专业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学科偏执和社会现实的需求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是跨越鸿沟。

 

那怎么跨呢?怎么样从“心”转向“治”?

 

要把“由心”和“而治”结合在一起,心理学才能够真正服务于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治理实践、社会心理服务实践,否则我们很难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思想。

 

但是之前的心理学并没有这样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这方面全面的知识,所以我们都理解这是很困难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们一起来创造新知识、提供新思想。

 

之前大家有苦恼很正常,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即便问专家,他们也说不清楚什么具体的内容,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是需要共同推动着来实现变革。

 

那怎么变革呢?

 

首先是有现实的需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实际上这也是过去若干年以及未来若干年,我们国家发展整体的一个战略规划,是最重要的党的文件之一。

 

还有那句话,“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我们每天都提到这句话,大家早就耳熟能详了,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也未必那么清楚,稍后我们会再来谈这个部分。

 

为了适应这种现实的需求,我们需要心理学工作者们,包括理论工作者、应用方面的工作者一起,来进行自我的改造、自我的革命。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以这个知识体系为基础,去培养符合新的应用场景需求的新的人才标准,确定新的人才成长模式,否则很难解决就业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心理学长远发展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新的学科正在慢慢地成型,在过去的三、五年内,一个叫“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提法,在不断的得到同行的认可,我想它很快也会得到更多公众的了解和认可。

 

同时我们还需要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转换,比如现在很多高校都在招应用心理专业硕士。中央财经大学在两、三年前就倡议设立了“社会心理服务与管理”这个方向,专门培养符合这种社会治理需求的心理学人才。

 

投影右边上面的这张图片是在第21届全国心理学大会上,我做大会主题报告的现场,当时的主题就叫“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

 

大会的两年之后,今年5月份我写完了一本书,也叫《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和当年大会分享的题目一模一样,是讲述这个新的、不同的学科的构想。

 

什么叫社会治理心理学?

 

提到心理学,我们首先想到的应用场景通常是心理健康,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应用场景,比如我们会想到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或者心理学在企业人力资源中的应用,这往往是我们想到最多的心理学应用场景。

 

现在心理学和管理领域的结合主要是和工商管理以及企业的结合,但是心理学和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公共管理的结合涉及的还很少。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多,在国外是刚起步,国内几乎还没人开始做。

 

于是在这些领域,就出现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要管理的不光是企业,还包括社会层面、公共管理层面、政府管理层面。如果心理学和公共管理结合,就可能产生一个“公共管理心理学”的学科,或者是与社会治理结合,产生一个“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学科。

 

“社会治理心理学”实际上是介于社会心理学和公共管理学之间的一个新的学科,它要研究的是社会治理“内生”以及相关的问题,最终的目标是用来理解和改善社会治理的实践。

 

我们做研究其实不是为了发论文的,昨天张建新老师反复强调,“不能拿着SCI的标准去做研究”,只有科学标准的研究是没道理的。

 

做研究是为了让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清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现实变得更美好,这才应该是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个学科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

 

“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假设真的成为学科的话,本身就有一些不同的特征。比如它一定是跨学科性质的,无论是心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是跨学科的,而且也会有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知识的使用。

 

这个学科也一定是有鲜明的实践性的,会是个应用型学科,因为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中国本土的社会治理实践面临哪些挑战?需要心理学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

 

所以它一定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品格的,否则很难落地,通俗地说就是很难“接地气”。

 

当然这个学科还要兼具行为科学和政策科学的性质。

 

心理学总体上属于实证的行为科学范畴,但“社会治理心理学”还需要包含政策科学的性质。因为要想真正地去改变社会现实,我们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所能做的非常有限,只有当把你的想法真正能够转化成政策制度的时候,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这恰恰才是政府希望心理学工作者为社会做的事情。

 

国家需要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专家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如果不能转化为政策设计,那么这个学科也不能发挥改变现实的作用,所以它要具有政治核心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学科一定是需要具备很多新的、多重的属性的。

 

当然就学科发展而言,这个学科还正在形成中,它到底有多新呢?可能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提出是差不多同时期的。

 

2017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中,中国心理学会组织了一个专题论坛,主题是“心理学与社会治理”,这可能是中国心理学界第一次严肃地以此为专题来讨论心理学能为社会治理所做的事。

 

在这个论坛之前,我还没有看到更正规的活动去讨论这个主题,后来又学习了一些文章,比如杨玉芳和郭永玉两位老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我在2018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后来也出了一本书。

 

除此之外,2018年5月和2018年7月,就是在2018年这一年当中,有两个新的学术组织成立了,一个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是由郭永玉老师牵头的;还有一个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是由我牵头的。

 

这两个专业委员会都是于2018年筹建,2019年上半年正式批复,可以正式运行的。

 

这些学术学者的个人以及学术组织、学术平台的搭建,团结了更多的人去认真地思考心理学与社会治理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大致可以认定“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可能正在形成中。

 

当然到底什么意味着这个学科形成的标志?这只能交由后来的历史学家来公论评断了,现在我们谁都不好说。

 

我在2018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现在已经被引用60次了,应该算引用率上升很快的文章。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关于成立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的批复公文”里有一句话非常值得看,意思是说“你们专业委员会筹备的工作做得很好,准予成立”。

 

批复公文当中用了个词,是划线了的,写的是“通过各类学术活动积极推广社会心理服务观点和社会治理心理学”,这可能是学术组织的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社会治理心理学”这个词,之前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一种专业的认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认可只是学者们头脑层面的事情,对于实践来讲,不需要关心这些。

 

我下面要讲的是,“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存在,到底是要做些什么?

 

一个学科的存在一定是由它的研究领域、研究问题来界定的,如果找不到自己独特的耕耘范围的话,它就不需要存在。所以“社会治理心理学”这个学科独特的耕耘范围、解决问题的指向是什么,都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部分。

 

这些议题的出现和讨论中是有许多争议的,我后来写了篇文章就是为了澄清这种争议。

 

比如,有的人认为“我现在做的不都是属于社会治理心理学范畴的吗?”

 

比如说,“我研究流动儿童问题,跟社会治理有关系吗?”

 

答案是“当然有关系“。

 

“我研究网络成瘾问题,与社会治理心理学有关系吗?”

 

答案是“也有关系”。

 

我们会把之前习惯做的那些研究,放在一个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和思考,“这是不是就是社会治理心理学了?”

 

在我看来,这只是社会治理心理学外围相关的问题,不是本质的问题。

 

如果都只是我们习惯和已经完成的研究,那心理学什么也不需要改变,我们每个人所做的研究都可以直接称为是“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社会治理“内生”的问题,那到底什么叫“内生”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别人就做不了的,只有这个分支才能关心的问题,就是的社会治理实践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问题。

 

比如说社会治理主体的心理、群体决策的心理。

 

什么叫社会治理,有很多版本的定义,不管你怎么下定义,无非是要解释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谁来治理?”

第二个问题是“治理谁?”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治理?”

 

第一个问题,谁来治理?

 

我们现在讲到“共商共治”,讲到“多元主体”。在这里,政府、政党毫无疑问当然是主体,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是党政一体的国家。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主体要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比如公民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特别是社会企业、居民自治组织,这些都应当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为什么要强调多主体性呢?

 

社会治理的思想或者国家治理的思想之所以能被我们认可,是因为它符合了现代民主发展的潮流,与传统的统治思维是不一样的。

 

“统治”指的是“单纯的自上而下靠行政强力来完成的工作”。

 

比如,“这个房子政府看着不合适,就发个文要求拆掉,或者房屋建的位置不合适,也发个文要求拆掉”。

 

这是个很简单的行政过程,但是很多事情如果只靠行政的方式,就很容易效果不好,老百姓也会有反感、有怨言、有矛盾,社会成本反而很高。

 

我们知道很多社会事件的解决最快的方法是动用公检法机构,这是最快的、最直接的方法,效果通常都不错。有时候也不太好,这个情况下就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一起坐下来围绕这个问题、议题来讨论,最终达成最可能的共识,或者最充分的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样再来做决定,再来落实这个决定,效果就会好很多。

 

有的时候政府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但不是每个方面人民都满意。之所以明明服务了人民却不满意,是因为没有服务到人民的心坎里去,这不是他门真正想要的。

 

举个例子,比如在一个社区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他们发现老百姓的衣服没有足够的地方晾,就想给大家在小区里安几个晾衣架,他们购买了很漂亮的不锈钢架子,在居民楼下安了很多晾衣架,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事。

 

但有人就是反对,因为住在一楼的住户不同意,因为晾衣架通常都安在他们家的窗户下边。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晾衣服,还一边晾衣服一边说话聊天,他们觉得很吵、不安全,也不舒服,就来投诉,导致社区工作人员们好心的设想最后就是实现不了。

 

其实住户楼下的空地本来是个公共区域,但恰巧这片公共区域离住户的家很近,安装晾衣架的确也挡住了人家屋内的光线,住户的不同意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关键是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可能就需要社区里有一个议事的机制,去讨论大家怎么样找个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社区直接替住户们做了决定。有时候社区好心提供了服务,住户却不买账,这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们需要多元主体,不是单向的上级对下级行政强制的做法,有的事情可以那样做,但很多事情是不能那样做的。特别是涉及到民生问题、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时,一定不能用这种行政强制的做法。

 

比如咱们驻马店市要不要推行汽车限号?如果推行的话,是采用单双号通行或者每周一、三、五、七分不同的号限行呢? 

 

要不要限号这件事情事关每一个人的利益,它是市政府下发一个文件马上就能解决的吗?我想一定不是。

 

这时候就需要有个复杂的决策过程,需要一个多方协商的过程,共商共治再来决定并推进实施。

 

第二个问题,要治理谁?

 

社会治理的对象就是各种社会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就是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事情。

 

其实所有人利益相关的事情都称为公共事务,我们需要清楚在公共事务里老百姓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诉求?

 

比如我们要做社会心理需求分析,去了解老百姓现在到底是缺钱?还是缺公平感?还是缺幸福感?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可能需要做很好的调查分析,搞清楚应该往哪方面发力,所以治理的事情是社会事务,社会事务的核心是人,因为社会就是由人组成的。

 

社会学家把社会学称为“群学”。

 

什么叫“群学”?就是一群人、很多人、众人,社会事务一定是要涉及到人的。

 

刚才谈到的治理主体也涉及到人,有公务员、有领导干部、有社会工作者、有居民、有公众,都是人,治理对象也是以人为中心的。

 

第三个问题,如何治理?

 

在我看来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一个群体决策的过程,因为要协商,而不是单方向地下指令。协商就是个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所谓民主就是妥协的方式,而这里的决策也是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总之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决策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

我画了一副漫画,来模拟这种社会治理的过程。

 

 

过去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几个领导干部在会议室里一起开个会,会上做了决定,然后生成文件就下发执行了。

 

这种单方向下指令的方式是行政管理的常用方式,社会治理不能只这么做,特别是与民众利益切身相关的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是需要通过多方的博弈来实现。

 

比如我们到一个桌边坐下,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即“这个事怎么办?”

 

政府方面的代表说,“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

老百姓代表说,“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

社会组织的人说,“我们想到一些办法能帮你们这样做……”。

 

比如像在座的诸位,有来自社会、企业或者心理学公司的同仁,能有专业的思路告诉政府应该怎么做更合适,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聚在一起来商量着开会,最后可能不是以投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决定,而是找到一种达成共识的方式,寻求一个合理的方案。这个协商、博弈的过程就是心理学的人际互动的过程、群体决策的过程。

 

总之,无论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都涉及到人,主体刚才谈到了,社会方面也存在大量的社会心态的问题、社会心理需求分  析的问题,基本都涉及到了。

 

社会治理的决策过程是个群体决策的过程,首先要考虑怎么样来改善国家当前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改善主体的决策能力,但从客体的角度来看,每个民众既是老百姓,也还要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去,但他是不是知道议事的规则?他有没有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和动机?

这些都是可以去探寻和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建设的方式来提升民众个体的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意愿。

 

我想这次大会对各个政府部门的同志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培训的过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了解,怎样实践社会治理,这是有现实意义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现在明确的几个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改善的方式,都有大量的心理学课题值得去做。所以这就突出了我们这些心理学家、心理学工作者需要深入的工作,要在每个方面拿出你的专业理解、专业见解,我们一起去研究和探讨社会治理领域,存在和需要要解决的哪些问题。

 

最后我们要建构一个理论框架,去把前文涉及到的这些方面,包括社会治理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改善的方式,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都诠释清楚,这样就有了一个新的学科,即“社会治理心理学”。

 

下面重点要讲的是如何应用的问题,因为今天在座的主要是来自于应用部门、实践部门的同志。

 

到底怎么样来改善我们的社会治理方式?要做民众心理建设。

 

什么是“心理建设”?这个词可能平常用的不是那么普遍。

 

1917年,孙中山写了《建国方略》,其中专门讲到了各种建国的方略及思想规划,首篇就讲了心理建设的问题。他认为,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发展都要以心理作为最重要的方面来实践。

 

比如文中提到的“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这可能是国家政府层面第一次正式地使用“心理建设”这个词。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心理建设”这种思想并不陌生,用这个词来表达也很贴切。比如钟年老师反复讲到的那些文化的视角,都有心理建设的功用。

 

孔子讲了很多道理,也是关于心理建设的功能。

 

传统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篇目是《大学》,讲了八目,大家都会背。

 

八目的前五条讲的是个人怎么修炼的问题、修身的问题,后三条是讲怎么样使用的问题,怎么样从修身、从“内圣”,即自己内在修炼变成圣人讲的“外王”即治理天下的问题。

 

从“内圣”到“外王”,其实讲的就是个体内在心理建设转化为社会治理实践的过程,就是“由心而治”的过程。

 

先“内圣”,做好心理修炼,然后“外王”,做社会治理的实践。

 

我们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有机会就参与治理天下。如果没机会,那只是命运不济,一辈子怀才不遇也没关系,还可以躬耕田园,继续做好自我的修炼。

 

今天我们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同样是要做心理建设的,只是我们没有更合适的措词来表达。

 

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心理建设方面要思考哪些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包括实践部门的工作者要思考的。

 

我在这里分享一个观点,就是现在一提到心理服务、心理公司,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都是直接去做一线工作,去做咨询,这样做是没错的。

 

同时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心理咨询师,只是他的咨询对象不是来访者,不是病人,而是给所有需要心理学专业服务的行业领域提供咨询。

 

那怎么来启动这样的咨询呢?

 

比如作为企业来说,要做产品设计,可以不在企业内部完成设计,而是选择外包请心理学服务提供者提供设计的建议,这是不是心理咨询?是不是心理服务呢?

 

当然是的,只不过区别在于不是为来访者服务,而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如果政府需要出台文件来执行一件事,心理学从业者能不能帮政府部门设定思路、制定框架?这也是咨询服务,政府也可以外包,也可以购买心理学服务。

 

心理学行业现在缺乏这样一类企业,即能够去做心理咨询之外的企业咨询、政府咨询、各行业的咨询,我想这应该是未来心理学应用型企业要思考的问题。

 

心理咨询这条路已经很拥挤了,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条路现在几乎很少有人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要思考很多问题。比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它的心理建设的战略是什么?政策是什么?怎么设计?这些事情要是需要思考清楚的。

 

现在中国提出的是“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那么“心理建设”将来要怎么布局?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不等于不能思考,我们可以思考,到底需不需要第六个“心理建设”?

 

或者是不是可以把“心理建设”放在“社会建设”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如果能够做一个独立、重要的方面,所有在座诸位的日子就都好过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心理学领域的另一个春天就到来了。

 

过去我们说“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80年代、90年代反复讲的观点。

 

但现在这个提法用的很少了,而在“五大建设”里,我们一起看看哪些是精神文明建设?可能也就文化建设多少有点关系,其它方面都跟精神文明没关系。

 

社会建设还有一点点关系,但它也不是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原来是并列的两个主题,现在需不需要重新高度重视起来呢?如果能加上“心理建设”,我想就能弥补这个弱项。

 

中国的现代化在物质层面的进步是居功至伟的,全世界都看得到,但是我们缺的恰是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

 

一定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才能称之为“软实力”。

 

我们要思考的是,心理建设有没有可能上升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能不能在某个城市先做试点,先探索实践这个思路,如果成功了,可能会被推广至全国。

 

当然这里依然存在目标的确定、可行性的论证、策略路径的选择等,有很多的话题都可以展开去思考和实践,如果一个企业有能力这样做,这个企业一定是政府的座上宾。

 

再比如,可以思考特定领域的心理建设应该怎么做?

 

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其实都是很累的。我原来在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挂职过一年的副主任,是副处级干部。当时我去之前以为在街道工作很轻松,等去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每天都非常累。

 

当时我分管的工作是网格化管理和老旧小区改造,对我而言是全新的、陌生的领域。我大概是2014年前后开始挂职的,从挂职之初我就开始深入地思考社会治理究竟需要心理学干什么?所以我的这些思考和观点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举个例子,社区应该怎么做心理建设?

 

中国所谓城市化其实就是新楼盘的开发,把农用地转成城市建设用地,转了之后盖房子,盖完房子卖房子,到人们进住,就像五湖四海的人都来到了驻马店,住进了某个新楼盘,但大家却谁也不认识谁。

 

原来我们都住在村里,老孙家、老张家、老王家都认识,那是个熟人社会。现在是个陌生人社会,陌生的社会怎么样进行团结?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如果不在精神层面,不在心理健康层面采取措施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邻居家的狗一叫,吵到我家正在中考的孩子了,然后就大打出手,如果是熟人社会你会这样做吗?你跟隔壁的老王很熟,同样的问题还会这么处理吗?显然不会。

 

这些问题都是心理学家,以及在座的各个领域的同志要思考的。

 

还有特定人群的心理建设,比如医患信任的大问题, 这两年开始好一些了。

 

怎样提升医患信任,到底有没有办法?我认为一定是有办法的,有很多心理学的办法。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医院门口都会贴一张关于医生的介绍,如“张大夫,某科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就结束了。

 

如果再多写两句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如“张大夫,张冉大夫,主任医师,两个孩子的爸爸,曼联的球迷,某社会组织的成员,某公司的老总”等,这个医生忽然有了很多身份。

 

当我们去医院就诊时,发现这个医生有很多身份,我在看完关于张冉的介绍时,看到他有很多身份,就可能找到一条和我有关的身份,我们的关系瞬间就拉近了,这就是心理学里提到的“群体认同”。

 

可能我们都是曼联的球迷,我就觉得张大夫不仅医术高明还很可爱。

 

如果你只知道他是医生,我是患者,只有两个身份,就把我们彼此区隔了,只要病情出现问题,我就会认为是医生对患者没用心,医德有问题。

 

但如果我们很多身份有交叉的话,会让你容易找到共同点的话,是不是更容易处医患关系?

 

过去我们看病不光是为了看病,而是为了和医生聊天,聊很多家长里短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关系很亲切,不仅病治好了,精神紧张也缓解了,人际关系也好了,它是个综合治疗。

 

现在的看病往往是专业化治疗,专业化就是钟年老师说的“很专业、不文化”,这样就很容易制造医患紧张,这里边有大量的心理学的问题值得思考,我们要找到规律在哪,然后用规律来解决问题。

 

“医患关系如何通过心理学得到提升”,这个大主题需要我们提供一套方案,可以给医院提供服务,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都需要很多专业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都是大有可为的。

 

还包括一旦开展大量的实践项目,比如现在有很多提供社会心理服务的项目,怎样证明你的公司做得就比别的公司好?

 

你不能自说自话“我们做的很好,我们很成功,做的是最好的”,我也许相信你是最好的。但如果是比如孙时进老师说“我的专业研究组帮你研究了,你就是最好的;我们有前测、后测给你进行了评估,你就是最好的。”这个说服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实践项目都要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估,要做专业的评估,如果没有评估的话,最后就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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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家大会——中国应用心理学工作者的年度专业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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