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为孙泽先教授在第十三届中国心理学大会上的演讲内容补充，禁止随意删减、转载，侵权必究！

这篇文章是为第十三届心理学家大会（上海）听众写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孙泽先教授在会上着重讲了意向流（the intentional stream）理论，这个理论如不当面讲清，就会很难理解。至于荣格和《太乙金华宗旨》方面的事，用文字完全能讲明白，所以孙教授这些文字，希望对于想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听众有所帮助。

《太乙金华宗旨》是一本道教修炼的书，也可以说是一本气功书。这本书在中国心理学界崭露头角是出口转内销的结果。1928年，这本书被译成德文，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读到之后大加赞赏，并向欧洲心理学界热情推介，使之成为热门读物。之后，随着荣格的影响扩展到中国，这本书才得以荣归故里。

在中国道教修炼著作中，有一部与《道德经》齐名的作品《黄帝阴符经》。据《史记 苏秦列传》记载，苏秦（？～284 B.C.）曾读过此书，由此可知其成书年代应在春秋战国时期，距今至少两千三百余年。

《黄帝阴符经》指出：“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古人把思维叫做“神”，这种思维的认知能力非常奇妙，是人雄踞进化阶梯顶端的依据，属于理性知觉。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种不思维的认知能力更加奇妙，这种不思维的认知能力叫做“不神”，属于非理性知觉。在后世的相关著作之中，“神”被称为“识神”，“不神”被称为“元神”。

识神是理性知觉，元神是非理性知觉，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存在：以合为体，以分为用；分则太极而两仪，合则两仪而太极；二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是精神生活健康的保障。这是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原则性见解。这一原则性见解传入西方，是通过《太乙金华宗旨》这部书。

从《太乙金华宗旨》的序言可知，此书是清代康熙年间潘易庵等七人记录他们通过扶乩的方式所获得的修炼体验，历时凡二十余年，于康熙壬申年（1692）汇集成帙，至今已经历三百余年。书中声称修炼之中所获得的启示来自吕祖（唐代道士吕洞宾的尊称），乃是因为吕洞宾在修炼方面的成就甚伟，深得后世道教界的崇敬，宋代的金丹派和金元时期的全真派都尊他为祖师。

1929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将《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文，并送给他的好友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荣格高度评价此书，并写了一篇见解深刻的长文《<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向心理学界进行推介，使之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荣格读了《太乙金华宗旨》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要强调的是，《太乙金华宗旨》使我第一次步入了正确的轨道。在中世纪的炼丹术中，我找到了诺斯替和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联性，并可以在当代人的心理观察中得到印证。”(荣格：《太乙金华宗旨》德文本第二版序言)

荣格发出如此深切的感慨是与他当时的心路历程紧密相关的。

众所周知，荣格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交往，有情同父子的亲密，也有分道扬镳的苦痛。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曾在他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是个理性主义者，他之了解无意识是因为他要控制和征服无意识。

相反，荣格属于浪漫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传统。他怀疑理性和理智，代表着非理性的无意识对他来说是智慧的最深根源。在他看来，分析治疗的功能是帮助病人接触这种非理性的智慧根源，并从这种接触中受益。荣格对无意识感兴趣是取一种浪漫主义的赞赏态度；弗洛伊德的兴趣则是取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他们可以暂时相会，但是又各自沿着不同方向走去；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在于揭示了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世界，把无意识（unconsciousness）的存在变成家喻户晓的认知，并发现了心理问题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起一套新的心理诊疗体系。作为一个的理性主义者，弗洛伊德不允许在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新体系当中参杂任何非理性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他放弃了催眠术这个传统的非理性疗法，另起炉灶创立了释梦法和自由联想法等他所认定的理性疗法。

荣格与弗洛伊德最大的分歧是产生于对待精神生活中的灵异事件（类似于我们时下所说的特异功能）。荣格从小就亲身经历过一些灵异事件，他本人具有很强的非理性知觉。当他和弗洛伊德谈起这类事情时，弗洛伊德回应之时略带轻蔑的冷言冷语令他始料未及。后来的分道扬镳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分离的痛苦深深地困扰着荣格，以至于他辞去了学会的职务，停止了工作，回到家乡过起隐居的生活。

那一时期困扰荣格的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荣格从1913年开始专心研究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他觉察到人的无意识当中不仅包括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有生以来的信息，还包括父母双亲乃至祖祖辈辈的信息。那一年正是荣格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然而，不惑之年惑正多，在接下来的十五年当中，荣格苦于找不到合理的证据支持他的这个新学说。

荣格曾认识到集体无意识与现象学有关，但现象学的分类和方法并不能为之提供可用的支撑。

荣格还试图从古代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的修炼体验中寻找证据，结果这条路也行不通。

诺斯替教派是罗马帝国时期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流行起来的神秘主义宗教派别。这个教派认为肉体是恶、心灵是善，注重心性修炼的实际体验，由于其教义与当时的基督教迥异，被定为异端教派，所以可见的相关文献甚少。荣格只能从批判诺斯替教派的文章中获得零零散散的资料。在欧洲学术界这样一个理性至上的氛围之中使用这样的论据，荣格是一百个不放心。

那时，荣格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坚持，拿不出足以服人的论证；全然放弃，毕竟是十数年的心血。

正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上，荣格的好友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给他送来了《太乙金华宗旨》的德文译本，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太乙金华宗旨》承载着中国古代延续了上千年有关修炼的成熟理论和实践经验。其中关于识神与元神的论述比起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无意识学说，从时间上看要早很多，从内容上看要深刻很多。有了这些丰富多彩的佐证，足以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真正落地生根。

正因为如此，荣格才说：“卫礼贤做的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包容一切、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画卷。更重要的是，他传授给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人生观的中国文化精髓。”(荣格：《悼念卫礼贤》)

荣格所说的改变人生观，是指突破欧洲当时理性至上的观点。

荣格所在的时代是理性主义一家独大的时代。由于科学不断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福利，促使人们在看待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产生了错位：科学本是臣仆，却要把它扶上王位。这是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瑕疵。

当今之世，科学二字已深入人心。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学不是别的，它是我们手中的工具。正如荣格所说：“科学是西方人的工具，靠它可以比仅靠手打开更多的门。只有当我们认为靠科学得到的知识是唯一的时候，科学才将阻碍我们的视线。”（荣格：《<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

人的精神生活包括了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相反相成，相须为用。过分地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有害的。荣格承认，是卫礼贤翻译的《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等书所带来的中国智慧，帮助他克服了片面性，从而建立起正确的学术思想。为此他说：“中国人一直都对现实事物中与生俱来的矛盾性与两极化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发现相反的两面总是能相互找到平衡，这是高等文化的象征。”（同上）

荣格还说：“中国人的洞察力来自于一种最大意义上完整与真诚的生活方式，它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一文化从未被打断过，我们对它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同上）荣格这话说得不错，但也不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两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对于传统文化所造成的重创，致使中庸之道这个“高等文化的象征”至今未能顺理成章地体现在更多学者的专业见识之中。

说到这里，人们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太乙金华宗旨》能让彻头彻尾的西方心理学家荣格如此感动，而土生土长的中国心理学家却对此书无动于衷呢？坦率地讲，若不是《太乙金华宗旨》有这样一个出口转内销的经历，怕是很难进入中国心理学家的法眼。

原来，西方心理学舶来中国是打包成交的，各种理论和疗法都装在理性主义的集装箱里面。人们接货之时，便对理性主义情有独钟，甚至还有创造性的发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最具相应性，而深层心理学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进入国门。在西方，弗洛伊德自认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而在中国，他却被当作非理性主义者加以批判。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当理性知觉（识神）获得最大化的重视之时，非理性知觉（元神）却被严重地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解离是诸多心理问题的总根源。

《太乙金华宗旨》用了一个比喻说明这个问题：“下识心，如强藩悍将，欺天君暗弱，便遥执纪纲，久之太阿倒置矣。”这里把理性知觉（识神）比作强势之臣，把非理性知觉（元神）比作弱势之君，所形成的结果必然是权柄失衡、秩序紊乱。解决这个问题所使用的心理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称之为“修炼”。通过修炼，促进理性知觉（识神）与非理性知觉（元神）的和谐，这是实现心理健康和人格完善的重要保障。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宗旨正在于此。所以《黄帝阴符经》说：“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在我们讨论有关修炼问题时，往往会遇到一个误区，就是忽略了理性知觉（识神）与非理性知觉（元神）的根本区别。理性知觉（识神）的功能在于分析概念与概念的联系，靠的是逻辑。非理性知觉（元神）的功能在于超越一切概念，靠的是体验。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还在讨论修炼问题时从概念来到概念去，必然是一道无解之题。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关系，荣格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吃透《太乙金华宗旨》的修炼精髓，但作为一个欧洲人，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足以彰显他的过人天赋。当然，《太乙金华宗旨》只是中国古代修炼著作中的代表之一，还有很多更精彩的作品未能穿越语言的屏障进入西方学术界。

我是带着感恩情怀讲这番话的。假如没有弗洛伊德，没有荣格，要想让气功和修炼这样的非理性疗法落户到心理学当中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也要感谢卫礼贤，他是近代史上东学西渐的功臣，曾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译成德文，迄今仍在西方再版发行。当时清朝政府曾赐予他四品顶戴。在他五十七年的生涯中，有二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太乙金华宗旨》德文版是他辞世前完成最后一部译著。正是通过他的努力，中国本土心理学渗透到西方深层心理学之中；反过来，西方深层心理学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本土心理学。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并凝聚了双方学术上的共识，这种共识成了各自发展的新起点。

近年以来，在气功和修炼的教学中引经据典的时候，就接受程度而言，出现了这样的倾向：黄帝说、老子说、吕洞宾说，都不如弗洛伊德说、荣格说。这种倾向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气功和修炼这样的传统疗法，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疗法的心理学本质，必须用心理学语言而不是用宗教学语言对这些疗法进行发掘、整理和提高，才能让这些疗法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发挥更大的功效，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必须尊重学术界的先辈，尊重他们的学识，尊重他们的贡献。像弗洛伊德和荣格这样的心理学家，无疑是我们心中的丰碑。但是，像对待所有古圣先贤一样，我们都不要跪拜在他们脚下，而要努力爬上他们的肩头，借助于他们已经达到的高度，去扩展我们的学术视野。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也是所有先辈对后人的殷切期许。